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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加宁:发展民营经济,我们需要奉行长期主义策略

魏加宁 2024年04月22日

魏加宁说道:“中国经济改革做对了什么?我认为有两件事,在宏观上引入了市场经济,微观上引入了股份制,因此,中国经济过去这些年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中国经济增速为什么又放慢了?当然有客观原因,比如过去高速增长依靠的“三大红利”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口红利消失、资本红利消失、技术红利消失,包括缺乏创新动力等等。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改革红利消失了。”


在民营企业家群体预期不稳、民间投资增速持续回落的背景下,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今年7月、8月中央连续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和《关于实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近期若干举措的通知》,提出了31条政策措施和28项具体举措。这是继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36条、国务院于2010年《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36条后,中央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文件。


魏加宁认为,这些政策的出台大体方向是对的。从实际上,政策效果或者说给民营企业提振信心的效果可能在不断递减。因此,要警惕我们发展民营经济的口号或者政策陷入“塔西佗陷阱”。


“当前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魏加宁说,针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家对民营企业有这么高度的共识。我的观察,无论是上中下还是左中右,对民营企业的重要性的认识空前一致。


他认为,大概有这几个原因,一是,当前中国经济处于下行趋势,尤其是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房地产近几年处于下行阶段,由此带来相关的财政风险,地方债务风险、金融风险等一系列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持续下行,它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稳定。二是,大家都认识到中国经济要保持合理增速,就得依靠民营经济。


“上述这些共识过去是没有的,甚至我看到一些左派的专家,现在也都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在态度上发生了变化,这是非常好的契机。”所以,应该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为民营企业彻底正名,这样才能够解决民营企业的后顾之忧,否则,仅仅吃“定心丸”,并不能解决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


如何为民营企业正名?魏加宁介绍,现在大体上有这么几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主张把民营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一部分,类似于1980年代,戴一顶“红帽子”,给民营经济带来合法性,为其赢得发展空间。“但是这种思路仍没有跳出计划经济的框架。”


第二种主张是,不再按照所有制划分企业类型。改为按规模、行业、技术类型等特性划分企业,并以这些特性制定相关政策。


魏加宁则认为,国企、民企还是要区分的,不区分不意味着不会区别对待。越是国有企业,越要加入民主监督。市场经济就是民营经济,但并不否认国有企业的作用,国有企业要做民营企业做不了和做不好的事情。魏加宁说:“民营和国营的区分,强调的是经营权,国有是和私有相对应的,强调的是所有权,因此,在理论上,我们还需要探讨。”


改革开放以后与计划经济时期最大的区别,就是出现了广大的民营经济。同时,因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多年,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速度。现在经济往下走了,经济增速如果出现大的波动,社会稳定就会出问题,这就是我们当前急于发展,想把经济增速保持在一个合理增速的重要理由。


如何为民营经济发展助力,具体该如何做?魏加宁认为,发展民营经济需要依法治国。“仅仅靠领导喊话强调是不够的。”所以,他主张,首先要把“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尽快写进《宪法》。如果能够在《宪法》层面上确立这一原则,民营经济发展,就会大有希望。“包括如何扩大民营经济市场准入范围,保护产权,促进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公平竞争,这些都涉及中长期结构性改革。”魏加宁称。


魏加宁也提到,现在,也有很多经济学家提出一些“权宜之计”,比如,有部分经济学家主张尽可能先用货币政策,建议大幅降息,以改善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有不少人士认为,在目前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目前应以财政政策为主,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来稳定总需求。也有财政学者建议,用国债去置换地方债,以防止当前地方债务风险。对此,魏加宁的观点是:“现在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是常规的宏观调控就能解决的。比如说,利率调低几个点或者税率调低几个点,可能都抵不过一句消灭私有制。”实际上,当前的经济问题并不是一个周期性的问题,根本的问题还是民营企业家信心不足。


魏加宁表示:“短期政策的效果在递减。需要有一些根本性变化,彻底打消民营企业顾虑 ,制定政策要有长期主义策略。”他进一步分析称,比如,如果国际环境总是要面临颠覆性的风险,企业家群体肯定难以做长期投资,如果国内的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总是面临不确定性的风险,企业家群体也难以拥有长期主义策略。“因此,我们要加强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就是要给投资者提供一个稳定的预期,以便让他拥有长期主义。”


魏加宁强调,“现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企业家仍然缺乏信心。政府必须做到以法治建设为中心。我们只有把法治建设搞好了,不需要特意地招商引资,也不需要优惠政策,外企、民企有逐利的激励,哪里的环境有保障,他们自然就会来投资。现在,那种我们所期待的高速发展的投资已经很难看到了。”


近期,日本经济学家辜朝明提到,当前中国经济要想走出困局,需要更积极的财政政策。魏加宁表示,“日本之所以能够走出大衰退,我的观点和辜朝明正好相反,他认为是靠积极的财政政策,我认为恰恰不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而是靠改革。”


魏加宁分析称,辜朝明的日本药方治不了中国经济的疑难杂症。他所开出的日本药方——“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解决不了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真问题,而且还有可能误导中国各级政府,使我们错失改革良机,重蹈日本“失去三十年”的覆辙。在魏加宁看来,“改革就是动手术。”改革要由中央来推动,要坚持名正言顺的改革。


关于当前热议的化解地方债问题。魏加宁认为,地方政府本身还有大量的优质资产,如果让这些优质资产进入市场交易,那么对民营企业而言,就是机会。这样既解决了地方债务问题,又提高了民营企业的比例,也能直接带动中国经济增长。


最后,魏加宁建议,鉴于日本的“前车之鉴”,中国要想避免重蹈日本覆辙的唯一办法就是:“紧紧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的天赐良机,旗帜鲜明地高举改革开放大旗,全力以赴地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倘若如此,我们就一定能够获得新的改革红利,拉动新的增长。”


在改革路径选择上,他认为可从如下几点入手:


第一,据他和团队在2018年的测算,目前中国每年因不公平竞争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公平损失和福利损失大约占到GDP的22%;“如果我们能够切实推进竞争政策,真正实现公平竞争,我们就能够获得‘公平竞争红利’,GDP增速每年至少可以提高2个百分点。”魏加宁说。


其次,如果能够推进高铁体制改革、地方国企改革和国有金融机构改革,我们就能够有效化解高铁债务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以及国有金融机构风险,从而获得“化解风险红利”。


再次,魏加宁表示,市场经济就是民营经济。如果能够在全国人大设立评估委员会,由国资委提供国企数据,由工商联提供民企数据,然后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逐个进行对比评估——凡是民营企业能够用较低成本、较高效率做得较好的领域,国有企业就坚决退出——让国有企业集中精力去做民营企业做不了、做不好的领域。通过“民进国升”,获得“布局调整红利”。


“总之,只要我们能够实现新的一轮思想解放,我们就能够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如果我们能够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就能够带来新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就能够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早日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魏加宁说。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

魏加宁

魏加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副部长

主讲课程:《中国经济走势与20大报告解读》《改革与危机赛跑》《改革形势与经济走势》
常驻地:北京     预约授课:13439064501 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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