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大悟的格物致知，在龙场悟道中没有显现出来，却在他一生行事讲学中贯彻体现了出来。如果说周敦颐、程朱等理学前辈，包括陆九渊体现出了“沉思的德性”，那么阳明体现出了“实践理性”（与李泽厚略不同）。阳明学突出感性的本体地位，是他的心即理、知行合一的“魂”，都从感性上说，要求落实到感觉上。
柏拉图说美是难的，可以仿词：良心是难的。难在良心，良心就是感性的良知。西方的卢梭和阳明是一伙的，他在《爱弥儿》上卷中说良心主要是情感的，不是由智力而是由感情发展出来的，就是正义、仁慈也不是抽象的语词、抽象的概念。他《爱弥儿》偏最后的地方说“良心是最善于替我们决疑解惑的”，“理性欺骗我们的时候太多了”，而“良心从来没有欺骗过我们，它是人类真正的向导”。
孔颜乐处
我都不知道我重复了多少遍了：心学是修炼感觉的学问：对感觉做分析，并分析出新感觉，用尽一切感知的力量，层层剥开，直至发现良知，致知就是发现良知。格竹子的要义是用一切方式感受一切，岩中花树含义是要知道如何去发现美。罗丹说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阳明教你：心中有美，美便无处不在。儒学史上佳话：孔颜乐处——就是这个路线：把生活本身思想化！梁漱溟说孔子十五而志于学，学什么我们不知道，三十而立，立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直到最后随心所欲的是什么，那个矩的标准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做的是生活的学问，他的一切都在生活中。
我模仿梁先生的句式：孔子和颜回乐的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精神生活！孔子去世，原宪就流亡隐居在荒郊野地之中。子贡出任卫国之相，随从的车马前呼后拥，分开高过人头的野草，进入僻陋的里巷，探望问候原宪。原宪整理好所穿戴的破旧衣帽会见子贡。子贡问：“夫子难道病了吗？”原宪说：“我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财产叫做贫，学习道义而不能实行才叫做病。
像我这样，是贫，而不是病啊。”子贡觉得惭愧，脸红了。这是最漂亮的精神胜利法，有宗教感觉的精神胜利法！子贡的事功是孔子弟子中最高的，孔子被各军阀头子知晓也是靠子贡的推销，但是子贡在孔门的地位就是不算最高。因为，他太功利，后人把他推为他是策士即纵横家和商人之祖。
“风月为朋，山水成癖；点瑟回琴，歌咏其侧”的王阳明过的是“神仙”的日子，他则以孔子“点瑟回琴”为模板，感受“存在的充实”：没有白活。这是他的孔颜乐处。他在讲学中获得了孔子在“子路冉有侍坐章”那样的“乐处”。领着学生游山玩水，随地指点良知。他常说“讲习性所乐”，他从贵州的龙冈书院开始直到死前都一直贯彻着他的教育方针：“坐起咏歌俱实学”。这其中着力处在态度、内在感觉的培养。
良知是存在态的，孔颜乐处展现出了“感性的良知”的样态。良知不是教条，良知变成了教条就成了另一种以理杀人的“理”。存在态，说白了就是活法加态度。颜回本人也带徒弟，自成一小学派，因为只是内修，又死的早，没有留下多少让我们知道他怎么“乐”的细节，只有《论语》里的那几句话。他的活法是隐居，态度是“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因为，他能够守中庸的状态一个月不变化，孔子说自己不过守一个礼拜。这是儒门的功夫了，也有人说阳明的静坐、明心见性功夫是与佛禅不同的儒门功夫。在做功夫时乐，乐出功夫来，就真能得到“乐处”，也是“一生补处”。
常说的文化，最可见的就是一代人、一个族群人的态度。态度塑造形象。形象，日本人叫“姿”，咱们老百姓叫“样”，譬如我就不像个教授样。美人美在态，这个态是作派。再往细里说，譬如，孔子回答孝敬问题，说“色难”，因为骨子里的爱不爱必然体现在态度上。爱和不爱也在感性，爱就“温清定省”，关心起来无微不至。不爱，“乓”往那儿一放，吃吧喝吧。“骡马易养也”，牲口喂它草料，对老人，只管饭，没把他冻死饿死就是孝，这就和对待牲口是一样的。难在“色”，“色难”最简单的翻译就是态度，对老人态度是最关键的。简单的供养对待牲口也能做到，但是孝与不孝在于态度。态度就是意义的鉴定问题，你态度不好，说明你心不“在”。能干不能干是能力问题，想干不想干是个态度问题。态度其实是一个意识形态系统。
烈士的要素在态度，董存瑞区别被机枪扫倒的战友就在于他是自己决定这样死的。所以我当年写知行合一时配上了北岛写遇罗克的诗：“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文化大革命有个“血统论”，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遇罗克就写了《出身论》，批判这种血统论。理论上没有难点，难在态度。顾准也是这样，后来人们觉得他的学问很简单，但当时是拿命来做的——非如此不可，代价再大也“乐此不疲”。烈士牺牲时获得了最大也是最后的“存在的充实”。他满足了自己的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