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周易》堪称我国文化的源头。它的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无论孔孟之道，老庄学说，还是《孙子兵法》，抑或是《黄帝内经》，《神龙易学》，无不和《易经》有着密切的联系。《易经》的科学内涵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承认和尊敬。易学研究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范围内的显学。报告从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周易》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和《周易》在解决三大忧患上的启示三个方面，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周易》的现代价值，值得细细品味其中的思想。
辩证分析《周易》的现代价值涉及到两个方面——既要介绍传统文化，又要和现实相联系。讲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更多的是理解，得尊重传统文化本身它最初是什么意思，我们得用学术的态度来做普及工作，不能忽悠。从五四以来，大家对传统文化都不太了解了，原来《三字经》、《弟子规》都是小孩入学时要读的，现在大人都不知道。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延绵5000年而不断，其中就有文化的主因，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
传统文化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的内在逻辑结构是怎样的？我们得从《易传》说起。《易传》是中国文化之首，这“首”不仅仅是开始的意思，还有对其重要程度的评价。在《五经》或《六经》当中，最正规的排列顺序是把《易传》排在前面，不仅时间早，而且它也重要。后来的各家学派实际都和《易传》有联系。《周易》翻译成外文之后，瑞士学者荣格认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部书当首推中国古代的《易经》，科学家的研究成果都可能被后来的研究颠覆，但中国古代《易经》当中所讲的道理亘古不变。看到他这句话的时候我几乎都要落泪，这样宝贵的经典现在居然被我们的主流文化所排斥，主流文化对《周易》的态度有点过于简单化了。学完《周易》之后，至少会知道一阴一阳之谓道，事事分阴阳，事事辩证看，事事有精华，事事有糟粕，不能简单一刀切。
《易传》当中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翻译过来就是作易的人，大概是有忧患吧。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忧患意识是一种认真、敬业的态度，中国传统文化都源于忧患，忧患更多是对未来的一种忧患，居安思危，所以这应该给更多的肯定。《周易》64卦，其实，讲的就是人生所可能面临的64种情境，面对着64种情况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如何解决？合并同类项之后，大概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人自己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所造成的忧患。每个人的内心世界的忧患是多种多样的，有很多是自己在摧残自己，忧患的原因是源于自身，用佛家语言来说就是贪、嗔、痴、慢。贪，即是贪婪，工资就那么五、六千块钱，还想在朝阳北路买一个三居室，那不是自找痛苦吗？嗔是嗔怒，生气发火，大脑皮层神经元突出，局部过于兴奋，生气有的是外因引起，有些是内因引起，事后想一想微不足道，但是当时却气得浑身哆嗦。痴是不理智，愚昧。慢是傲慢。这些都是自己在摧残自己，都是源于自身的原因而产生的忧患。
第二，和整个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所造成的忧患。每个人思考问题都更多地从自身利益来考虑，如果大家都这样操作的话，那么矛盾冲突在所难免。
第三，人和自然的矛盾冲突所造成的忧患。在古代，对于自然规律上的考虑，更多的还是生死问题。按照自然规律，人免不了死亡，所以常常需要人们对如何面对死亡进行思量。与此同时，当时还没有自然环境污染的问题，但是古人就有这方面的思考，而现代人和自然环境污染的冲突更为尖锐，西方学者之所以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可能就是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涉及到了这个方面的内容。
面对这样的问题，中国古代先哲怎么处理的呢？就是以德除患。这个德跟我们今天所说的伦理道德的德有关联，但不一样，古人说的德比我们现在所说的“八荣八耻”所提倡的道德外延要大得多，古人所用的德和心得的得可以通假，一定要对应的话，古人说的道德既包含我们今天所说的伦理道德的意思，还包含着能力、才能，严格对应地话应该说是智慧。清华大学校训大家都很熟悉，那就是出自《周易》，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实际就是能力的提升，厚德载物就是道德的修养。所以要对中国古代所说的德的内涵与外延有一个认识，它的德大概指的是智慧，智慧当中包含着道德修养和能力。
以德除患这一概念的提出大致始于西周初期，就是武王克商的阶段。周武王取代商朝，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一种革命，但是要放在君臣的角度来看，实际它是一种犯上作乱的弑君行为。凭借一个诸侯的级别，居然敢取代天子之位，这是难以服众的一件事情。所以取得天下之后，周武王的智慧就是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而是安抚，把商王朝的后裔仍旧封在故地，只不过是改国号为宋，降低级别为诸侯。这样做不仅向周王朝的后裔做出了解释，还向其他的诸侯国做出了解释，即皇天无亲，惟德是辅，都是天之子，皇天不偏袒他某一个儿子，他只辅佐有德的儿子，言外之意是什么啊？周武王之所以能够取代商纣王是因为周武王有德，商纣王无德。这种针对政权转换的需要而做出一种理智的解释，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接受，于是乎，在当时绝对权威的天命观的思想体系当中加入了德的概念。天命观是一切仰视上天，一切由天来定，德的加入就使人们要反省自己的能力和修养了。
在当时还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观念，这也是周取代商之后，做的一种必要的解释。武王克商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商纣王的部下居然调转枪头反戈一击，这件事让当时的政治家清醒地认识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所以在天命观与德治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民本思想，这是中国文化在《周易》时代的三大支柱。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首先是天命观与德治之间。依天命而行事就是道德体现，在天是天命，在人世间就是理，儒家的理是依天道而制定的，是道和理的转换，法家的法的观念是以天道而制定的，是道和法的转换。在自然依循天道，在人世，儒家就依循理而行事，法家就是按法行事，所以依法行事就是依天道而行事，天道和道德之间是这样的关系。其次是民本思想与天命观的关系。古人认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就是说上天判断事物的标准是以民心向背为标准的。如果这样来表述，就会认识到实际所说的天道就是民心，那么遵循天道，其实也就等于遵循民意。因此，发展到这个阶段，天道既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政治工具，借天的权威来表达人的观念。
要想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一定要从天人合一这四个字入手，这四个字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的起点，它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始终，不管是思维方式、评价标准、推论方法还是最终追求的理想社会，天人合一既是理论依据，也是道德标准，还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社会。用《周易》里面的话来说，就是“推天道明人世”，通过天象来感悟、推断当中所蕴含的抽象的天意、天道。悟是可以看到的，天意、天道是看不到的，也就是说天象是认识天意、天道的工具。感悟出天道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作为论据推导人世。这在当时具有绝对说服力，因为天在人们心目中是绝对的权威，借助权威的力量来表达自己的观念。如果要真的有一个绝对客观的天的话，那么百家所说的天意应该是相同的，但事实是各派所说的天意是不一样的，因而能够形成诸子百家，这一现象说明这是各自主观思想的一种融入，只不过是借天来表达自己的观念而已，既是信仰，又是工具，不能简单地把它当作一种客观的真实。
天人为什么是合一的呢？古人的解释很多，要么说人是天的一个组成部分，部分得服从整体的规律，要么说人也是按照天运行的规律生存、发展，所以要遵循天的规律，到了朱熹就说得更简单了，朱熹说本来就不该说天人合一，你说合，好像天人是两物，本来就是天人一体，天是大人，人是小天，人所谓的天性生来就有的，那就是天道的体现，本来就是一的，根本就不该说合。
过去，我们读到研究生的时候才接触《周易》，老师讲《周易》是战战兢兢的，那时候看不到原书，只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介绍，讲《周易》的时候，讲一句批判十句，讲的听的都哆嗦着，所以大家对《周易》不是特别的了解。现在，想不到是西方的科学家对中国传统哲学也产生兴趣，通过研究来论证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性，他们认为中国古人的推测是能够成立的。西方的天文学家通过黑洞理论、爆炸理论来证明世界、宇宙确实经历了一个由无到有的过程。中国古人就认为世界是由无到有的，《周易》里面说“太极生两仪”，两仪是阴阳，太极是什么？有的说是元气，有的说是无，所以太极也叫无极。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就是用“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来解释自然，这就是属于格天格物。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生一，那道就不是一，道是无，认为世界是由无到有，古代来证明在无这个阶段，天人是合一的，都源于无，都起于无，所以西方天文学家证明这个推论是成立的。
西方的物理学家在分析物质的构成时，由分子、原子分析下去，还没有分析到夸克的时候，就有惊人的发现——粒子的结构是相同的。我遇到一个美籍华人，他是核能物理学的博士毕业，现在又和美国科学家合作来研究生命科学，他说台湾高僧净空法师在《和谐拯救危机》这套电视片里面说“都是空”的解释是有误的，它不是空的，而是说结构相同，各种物分析到粒子的时候会发现它们的结构是相同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这个阶段天人之间是合一的。这也说明中国古代先哲的推论虽不是通过科学的实验、数学的计算、逻辑的推导，完全是一种天才的推测，但是歪打正着，方法不对，结论是正确的。
让人更震撼的是日本有一位科学家叫江本胜做了一个水实验，实验反复了五万次，他的作品翻译过来了，叫《水知道答案》。他对水说话，或者把水放在瓶子里，外面贴上标签，写上不同感情色彩的文字或者写上爱、善良，要么是恨，要么是骂人的话，放在冰箱里去冻，零下5度的情况之下看它的结晶，贴有爱、善的瓶子中的结晶体是六角形的，非常漂亮。贴有恨、嫉妒、骂人的话的瓶子中的结晶体就不成形了。美国学者按照他的方法也得出了相同的结果，并在地铁当中把这些照片放大，向人们来讲述这一道理。
西方科学家还用高端的科学仪器来研究精神和物质的联系，认为当人内心产生做善事的良性的积极的人生观时，他的生理上会产生同向、同步的良性的荷尔蒙，当人产生恶念，要做坏事，他的生理上会同步产生恶性的、负面的荷尔蒙。古人说相由心生，恐怕就是这样一种道理。
现在种种的研究证明中国古人所说的天人合一中有一些可能是正确的表述，所以不要简单化，千万不能一刀切，应该说有一些可能是正确的，有一些可能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周易》的易，它第一个也是最核心的意思是变化，一切皆在变化中，类推到人世，说人世也一切皆变。第二个意思是不变，要是不懂《周易》的人，一定会认为这是前后矛盾的，但读过《周易》之后，就不会如此简单的认为两者是相互矛盾的了。它其中的变与不变不是在一个共识的、水平面、横向上、共同地评价一件事务，它是纵向的关系，所说的变化是就事物表象而言，现象变化的背后是规律，规律是不变的。类推到人世当中，人世存在不存在不变的东西啊？存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礼臣忠，夫义妻顺是不变的。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都知道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但是就没有人知道《周易》的时代早就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所以说64卦说明的是不同的卦是不同的对策。
《周易》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
天人合一的思想又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类比联想。天行健与君子自强不息之间是什么关系？相似。人要向天那样自强不息，人要向大地那样厚德载物，这就是古人说的格物。从《大学》的八德来切入了解中国文化内在结构，利用我们现在的这种思维方式、逻辑方法把它进行归纳，中国文化大概就是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格物。格本来是道，自，自身，格物联系起来就是感悟外物到自身。悟是可以看到的，是天象，其中蕴含着抽象的天道,要格它，感悟它。格调不一样，对同一个物所格出来的义理高低深浅也不一样。事实皆可格，就连杯子都可以格，孔子怎么格？君子不器，就是说君子不能像器皿一样，因为器皿的作用太单一，而且被动，用它才可能发挥作用，君子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前途放在别人手里，自己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同样是器，唐太宗怎么格？用人如器，器有大小，有精致、有粗糙，大器大用，小器小用，他格出用人的道理来。
把这个跟中国人讲是很容易的，因为中国人到现在仍旧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给外国人讲就费劲了，因为外国人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就进入相对理性的思考阶段，它有逻辑学，而中国到了现在对逻辑学也不是很重视。原来初中、高中的课本里面还多少有逻辑学的常识，学生还知道什么叫演义、归纳、类比，几次教学改革之后把这个改革的干干净净，这是退步。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写过一本《原始思维》，他看了《史记》的法文译本以后，觉得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世界上还有通过观察天象来推测人世的民族，因此，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进行研究，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处在一种比较原始的状态，擅于把相似、相关的关系看作是逻辑的关联，主观上看作、当作，而不是客观上它是一种逻辑的必然。
有一年高考的作文题是《我有一双隐形翅膀》，孩子不知道，说自己哪有翅膀啊。这个时候就需要理解这就是格物，只要天和人之间相似、相关就可以联系起来，就可以把它当作逻辑的关联。后来高考又出了一篇《仰望星空》，判卷老师回来说是一边判一边笑，孩子不懂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就知道实话实说，说仰望星空，是因为什么都看不着，污染太严重了，说的是实话，但不是出题者的本意。出题者的本意是说仰望星空那一定是要有远大理想，脚踏实地实际指的是如何实现理想，它跟《我有一双隐形翅膀》是一个路数。
王国维说人生三大境界，他的表述都是格物，可以用古人的话来说自己的意思，可以用儿女之情说君臣之事，格物就是这样，因为天人是合一的，所以就可以用天象说人世，用他人的话来说我的意思，借男女之事来说君臣之意。因为在《周易》里边一阴一阳两个符号，阳可以代表男性，代表夫君，代表君子，代表君主，阴代表女性，代表妻子，代表臣，白居易的《琵琶行》，“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门前冷落车马稀”，表面写的琵琶女，实际写谁呢？同是天涯沦落人，琵琶女被丈夫抛弃了，白居易被君主抛弃了。所以在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背景之下，臣子的智慧只能借天说人世，只能委婉、含蓄、拐弯抹角、含沙射影、以小说大、以近说远，借儿女之情说君臣之事，棉里藏针，水中月、镜中花，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神龙见首不见尾，都是天人合一这种思维方式派生的。掌握了这一点才能掌握中国文化，中国人的话常常是意在言外。
王国维说人生三大境界，第一个境界是要有远大理想，“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站得越高，看得越远。第二个境界是要努力去实现远大理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憔悴所描述的是结果，用憔悴来让你想象他努力奋斗到什么程度。这本来写的男女之间的相思，王国维借用来表达人的努力、拼搏、奋斗的过程。第三个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就是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最后突然间豁然开朗、顿悟。这就是类比的思维方式在起作用。
向天学习的目的是道德提升。用《周易》、《易传》里面说的话就是“夫大人者，以天地合其德，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所以合才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核心的概念。张艺谋在奥运会开幕式最出彩的就在活字印刷术上字的选择，当时他说有四种可能，最后选了合。
正心，就是按规律办事，不偏不倚就是中，既中且正，到儒家变成中庸，所以天道的道也是格出来的，天道的本意是人走的道路，只不过这个路有一个特点，即只有一个方向可以到达或者到达目的地只此一条路，比如必由之路，格出一个道理、规律，古人已经意识到规律的存在，但他就是没有那种足够的思辨术语来理性地表达。比方说，小孩还没有生下来，但是决定生老病死的规律已然存在，种子还没有种下去，但它的生长的规律已然存在。这是站在个体的经验、角度的一种认知或者表述，古人就是把道作为世界本源，但是我们现在朴实性的、思辨的哲学认为这种表述是有问题的，我们现在讲思辨哲学认为规律是物质运动的属性，属性不能脱离物质本身而孤立存在，所以这就是古代哲学家用现在的哲学来判断他的关键性的失误，但是在当时又没有这种自觉的哲学，更多的处在一个自发的、自然的阶段，所以，应该理解这种不正确表达当中的合理的因素。
修身，即修养自身，修身里面有道德的，有智慧的，有能力的，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格外注重教育。两汉时期流传的民间谚语有云：“遗子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 意思是说你给孩子留下一框一框的黄金，不如把这个黄金作为教育投资，教他学会一种经。到两宋时期就更不得了，那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话说的虽然庸俗了一点，但是有合理的成分。
道德提升、能力提升的目的是什么？中国跟西方不同，西方的研究有一些可能是纯理论的，纯思辨的，更束之高阁，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都指向现实，都和人的行为联系起来，要用，学以致用，转化为能力。
接下来看齐家、治国、平天下，不管齐家、治国还是平天下都是从哪里开始？学习，从道德提升开始。所以总的来看，中国文化非常简单，就是学习,然后道德提升,再道德实践。用《周易》里面的话说就是“一有太极，事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都属于格物阶段，都属于对天的认识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八卦。三幺构成一卦，八卦天地雷声火水风，能够预测人的吉凶，预测未来，而且《周易》告诉世人，这个未来并不是固定的，是可以改变的，通过人的智慧、道德、能力来改变，趋吉避凶。《周易》当中所说的决定人未来的因素很多，主要分为主客观两个方面。客观的在《周易》里边叫做实或命，这不是个体能够改变的，这是规律。像我们这代人，生下来就是二两粮，接着又是上山下乡，好不容易回城了，没有房子，又下岗待业，这不是个人能决定的，这是社会的一个实，所以在《周易》当中它的大智慧是“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我们现在说与时俱进，就从这脱颖而来。既然客观因素不能改变，《周易》借天的权威告诫人们，激发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孔子为什么到晚年那么喜欢《周易》，喜欢到什么程度？形影不离，平时在家里，《周易》就在身边，拽过来就读，出门也要把它带上，其实《周易》最初古经就是450句话，孔子的智力看一遍基本能烂熟了，但是，孔子在于格，在感悟，他格出了深奥的道理。子恭不理解，就去问老师为什么到晚年喜欢这种书？孔子说我喜欢《周易》和巫官不一样，巫官是为了预测算卦，我是从中读出了义理，“吾求其德而已，君子德行焉求福，仁义焉求吉”。就是说《周易》借天的力量告诉你德行、仁义才能趋吉避凶，而德行、仁义由谁来决定，是由自己的修养、能力决定的。所以，八卦能够预测吉凶，但是这个吉凶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的。
第三个阶段是成就大业。如果一个人能够通过个人的能力和道德的提升来趋吉避凶，就能够成就大业，成就大业不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吗？所以中国文化大的角度看，就是从学习到道德提升，再到道德实践。
《周易》在解决三大忧患上的启示
《周易》所述的内容虽然不能根本地解决前面提到的三重忧患，但是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消解、淡化人所面临的三重矛盾冲突。
首先是解决人自己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所造成的忧患。比如在学完《周易》之后，人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痛苦，那《周易》告诉你提升智慧化痛苦为快乐。我们对应贪、嗔、痴、慢来解读《周易》，《周易》里面有讼卦，就是因为你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了，才会发生诉讼，那《周易》告诉你知足常乐，要满足于祖上留下来的一些财富和职位，不要贪婪。慢，《周易》里面有谦卦，谦虚，同仁大有，大有之后要谦，卦象是上面是大地，下面是山，怎么理解呢？山本来应该大地之上，但是山却主动把自己放在大地之下，一种低调的表现。《周易》把谦虚看作是为德之柄。嗔是嗔怒，《周易》中有阴阳太极图，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它最核心的理念是平衡，从心态上来说叫平和。我们都说养生四要素，戒烟、戒酒、适当运动和心态平和，前三者都好操作，最难的是保持心态平和，能活90岁以上过百岁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快乐。快乐是可以由人来去争取的，同样的事情，不同心态、不同修养的人就可能有的人快乐，有的人痛苦。所以，一定要向《周易》学习，学习那种顺其自然、快乐的人生观，既然发生了就只能面对，如果你陷入痛苦之中无法自拔，那就是加重了损失，自我折磨，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保持心态平和。
其次是和整个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所造成的忧患。我们先说最小的单位——和家人。《周易》讲的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权衡，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全取其轻，个人同家庭绝对没有什么原则上的矛盾，需要的是相互权衡。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事实都是相对的，此一时，彼一时，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权衡一下。
人与社会的矛盾，实际上就是自己的私德、私欲和社会公德之间的矛盾冲突，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克己复礼，意思是克制自己的欲望恢复公德的标准。如果在一定程度上能克制自己的欲望，遵守社会规范，人与人之间就和谐了，家庭就和谐了，实际上和谐真的是有必要双方理智地做出妥协让步。
最后是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冲突所造成的忧患。人面对死亡的思考，派生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四种人生观：积极进取的儒家的人生观；追求逍遥快乐的道家的人生观；佛家的普渡众生的人生观；世俗的人生观。“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四种人生观在理论上能分得很清，但是在现实中每个人都不同程度的组合。面对自然，《周易》里面说打猎不能四面合围，而是网开一面，这让西方的哲人非常的震撼。《孟子》里面说：“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树没有长成熟不能砍，这一点，日本做的比我们好，他们的树一棵也不让砍。网眼小于四寸的不能到深水里捕鱼，考虑着百年大计，我这么说你就知道中国人古代的大智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