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寿根（经济学教授、西方经济学博士生导师 ）
经济主体的一切投资活动都是从心理活动开始。经济学很早就注意到心理活动与经济活动的密切关系，以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规律为代表。经济学要提高解释力和预测力，就必须关注经济主体的心理活动是如何形成的及其所产生的效应。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将社会心理学运用到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分析推进到了极致，是经济学运用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的典范，比如两个心理账户概念的提出。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学术概念，“预期”一词是由工程学引入到经济学当中的。预期是一种典型的心理活动，代表经济行为主体对未来的一种看法或判断。预期直接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预期力是指预期的力量，是指预期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经济行为主体对“明天”的预期决定了“今天”的行动，这就是预期力。
依据对经济运行的正面或负面作用，可将预期力分为正预期力和负预期力。比如，当经济处于复苏阶段，人们预期经济会进一步向好，采取扩大投资的行为，进而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这种预期力为正预期力。再比如，当泡沫经济的泡沫越来越大，人们可能会预期相关资产价格还会继续上涨，就会继续采取非理性行为，进行“追涨”，导致泡沫越来越大，埋下巨大隐患，这种预期力就是负预期力。
单个主体的心理活动与社会心理活动是密切相关的。单个主体预期的形成不仅受到自身心理活动的影响，还会受到其他人对相关事物预期的影响，故一旦对某种事物的群体性预期形成了，这种群体性的预期力对经济和社会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个体预期与群体预期相互影响，群体预期产生于个体预期，反过来，群体预期对个体预期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示范人的个体预期对群体预期形成的作用不可小觑，有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形成一致的群体预期之前，个体间的正负预期会相互抵消，最终产生三种结果，即正向群体预期、负向群体预期和模糊群体预期。群体预期又称为合成预期。群体预期力的力量巨大，往往影响事物发展的方向。一旦群体预期形成，很难将其扭转，这就是群体预期力巨大的原因。
依据所预期的结果是否客观正确，预期可分为理性预期与非理性预期。显然，非理性预期是对经济状况误判的预期。预期与信息的完全性相关，此处的信息隐含了经济主体对经济状况或表现的认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是理性预期理论的代表人物。理性预期理论认为，经济主体能充分利用其获得的信息，形成理性预期，实现其决策的最优化，在判断经济形势时不会出现系统性错误；在相同的条件下，经济主体关于未来结果的主观概率分布与客观概率分布一致。卢卡斯指出，预期误差（预期与实际状况不符）是导致经济波动的根源。有趣的是，理性预期有时会形成负预期力，而非理性预期有时会歪打正着形成正预期力。从理性预期理论角度看，能否形成理性预期的关键在于“信息”。显然，理性预期理论关于预期与信息的关系存在不足。比如，理性预期理论假设经济主体能获取与决策相关的一切信息，这与事实不符，因机会成本的存在，经济难以获取所有的信息；又如，理性预期理论没有注意到预期、信息与信心之间的关系等。大多数中小投资者由于存在信息获取成本高而面临信息壁垒的制约，所形成的预期往往是非理性的。正如行为金融理论所指出的，经济主体存在启发式偏差，进而影响其预期。启发式偏差包括代表性偏差、易获得性偏差和锚定与调整启发偏差。羊群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模仿者或从众者的信息质量不高，如果他们的信息质量高，羊群行为不会发生，而在实际投资活动中，模仿者或从众者信息质量不高是普遍现象。政府部门应在改善投资者的信息质量方面付诸更大的努力，形成正预期力。尽管正预期力不能消除经济周期，但至少可以减缓经济波动，减少经济衰退对经济的冲击力。
预期与情绪密切相关。积极的情绪产生正预期力，负面的情绪产生负预期力。导致1929年到1933年大萧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负预期力的作用不可小觑。1929年美国股市暴跌前期，预期发生了逆转，负面情绪加剧了负预期力的强度，进而引发股市崩盘，而股市崩盘又进一步强化了对美国经济往萧条方面发展的预期以及更坏的情绪。为什么股市崩盘会导致这样的预期，这是经济主体根据历史经验所形成的，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各国将稳定股市作为重要政策目标的原因。行为金融学提到的根据历史经验决策大致就是这个意思。罗斯福应对大萧条成功的原因也很多，其中与他改变人们的预期关系密切。可以比较一下罗斯福和胡佛应对大萧条的政策。从中可以发现，罗斯福采取的稳定经济的政策中，有不少在罗斯福之前胡佛就采用过了。那为什么胡佛没有成功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为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对扭转人们的预期起到关键作用，而胡佛没有采取类似的能够扭转预期的举措。
经济政策的效果与预期力密切相关。经济政策要达到目的，需要采取措施对预期力施加影响，这种影响越大，经济政策的效果就越明显。针对群体性的负预期力，经济政策要设法改变人们的预期，使人们的预期发生方向性的改变，这样经济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要在负向群体预期形成之前，尽早地进行干预，因为，个体预期有时是以几何级数形成群体预期的。以对资本市场的调节为例。当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预期持悲观态度时，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如何扭转投资者的负面预期。一旦群体正预期力形成并稳固了，刺激政策就可以退出了。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存在向下的压力，这与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负向预期关系密切，负预期力对投资者的行为影响较大。要改变这种状况，要稳定股市，应考虑怎么彻底转变这种负向预期。2023年中国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稳定股市的政策，包括加快完善交易制度和优化交易监管、进一步降低证券交易经手费、发布多项支持资本市场发展的税费优惠政策、进一步规范股份减持行为、引导上市公司提高分红水平、调整优化融券制度等，这些政策的出台无疑是正确的，向市场传递稳定股市的决策和信号，对于稳定预期、强化正预期力具有积极效果。我始终认为，中国建立和完善强大的类似于“平准基金”的稳定性基金异常重要，在所有稳定股市的措施中，“平准基金”大张旗鼓地入市在扭转预期方面的效果最为明显。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介入的“平准基金”的规模要足够大、声势要足够大。“平准基金”究竟多大规模为足够大，要根据市场的反应而定。“平准基金”不以获利为根本目的，但“平准基金”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不一定亏损。针对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中国应加速建立强大的资本市场稳定基金。
来源：证券时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