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守海 徐政 兰州学刊
2024年0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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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丁守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政，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生（通讯作者）。基金项目：教育部201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子项目“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劳动剩余条件下的工资上涨机制及工业化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0XNJ054）。原文刊于《兰州学刊》2021年第六期（P111-123）摘要：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内忧外患，面临着巨大压力。国内层面，内在动力不足，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收入分配差距等老问题依旧困扰着各界。国外层面，技术进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以及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等外部不确定性冲击，给社会就业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文章希望通过归纳、梳理劳动力市场的最新成果，以便更好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保证劳动力市场的健康运行以及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建议。
关键词：内在动力；外在不确定性；人口结构；劳动生产率；收入分配
中图分类号：C9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21)06-0111-13
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受到国内外诸多因素的挑战。从国内层面看，主要表现为内在动力不足，诸如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收入分配差距等老大难问题仍然没有消失；从国际层面看，主要表现为外在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强，自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等突发事件频出，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动荡，可谓险象环生，然而技术进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也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一定的机遇与挑战。因此，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内在动力不足与外在不确定性的交叠冲击。在201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六稳”工作，其中摆在首位的就是稳就业，可见潜在的就业风险已引起决策层的警惕，尤其是疫情爆发以来，稳就业成为中央工作任务的重中之重。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十四五规划的方向，明确指出要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保持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基数大、劳动力廉价，给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来源。然而，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深刻改变，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当前，根据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处在“低生育率陷阱”边界的形势，总人口对经济增速的数值有逐年下降的趋势，且这种趋势不可逆，其中人口年龄结构对GDP将产生很大程度的负面影响。联合国人口老龄化标准为存在10%的60周岁以上人口，7%的65周岁以上人口。而2018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17.9%，65周岁及以上人口达11.9%，因此整体上看我国已步入老龄社会，且老龄化速度已赶超很多发达国家。联合国人口数据预测，我国在21世纪中叶将达到发达国家的整体水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口老龄化会给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带来一定的压力，使公共服务与转移性支出上升；二是人口老龄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关系，使得从事生产性活动的人口减少，可能减少家庭以及整个社会的储蓄率，并给创新和技术进步带来负面影响，因而影响经济增长。总的看来，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减，可能会给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人口结构变化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由于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步衰退，未来经济发展将面对更大的压力和不确定性。面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2016年中国开始展开生育二孩政策，但是消解了生育堆积力量，2017年以来出生人数反而减少。实施新的生育政策初期，经济增速略微减缓，但是当新生婴儿进入劳动市场之后经济增速明显提高。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家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内在动力，因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能有效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基础上减少个别劳动时间，进而从中获取超额利润，成为唯一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推动主体。现实来看，随着我国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蔡昉等学者确定中国已到达“刘易斯拐点”，“民工荒”现象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口转变必须要经历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劳动力成本的逐渐增长，不过在此过程中也提高了劳动力生产率。从农业来看，农民工数量逐步增长，因此留在农村、农业中的劳动力比例逐渐下降。在综合农业机械化率等技术进步的作用下，农业增加值有所增长，随着农业用工量的降低，农业劳动生产率能迅速提高。吴昊等（2019）研究了区域人口集聚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促进区域人口集聚能有效扩大集聚人口中的高技能人口的比重，从而提升劳动生产率水平。从动能转变趋势来看，王家庭等（2019）发现了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表现为“低水平双驱动—资本驱动—高水平双驱动—技术驱动”。从区域差异来看，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有技术驱动优势，能带领中国制造业增长动能转换。从性别差异对生产率的影响来看，女性劳动者比例的增加对组织整体生产率的影响依赖于异性差异效应和互补效应的总体比较，女性劳动者生产率通常低于男性的差异效应或许会降低总体生产率，然而女性比例增加形成的异性互补效应反之会提升总体生产率。由以上可以看出，劳动生产率差异会影响社会生产运行，然而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如何有效缩小不同类别的差距，是以后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处于市场经济转型期，当前造就经济增长新动能以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如果缺乏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就无法升级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会影响人力资本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从而影响就业质量和人们的收入水平。据此，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影响就业质量好坏的基础指标，特别表现为就业质量指标中的职业工资，工作者拥有的人力资本越高，工资越高。因此，人力资本问题在劳动经济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最新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教育在人力资本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正在积极实施“人才强国”发展战略。对于教育的期望回报率，杨紫薇等（2019）研究发现，教育能够显著降低失业的风险，1995—2007年，教育的期望回报率一直持续上升，之后就逐渐下降，对于22—29岁的年轻组来说，教育的期望回报率下降时间提前5年。目前我国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加强公众教育：一是不断注重基础教育，早在2000年我国就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除了学校规定的课程，很多家庭开始给子女校外教育投入，魏易等（2019）证实独生子女家庭和双亲家庭对子女的校外教育投入更多，其中独生子女家庭的女孩能够获得更多的校外教育机会与投资,特别是课外兴趣班，流动人口对子女课外补习投入要高于本地家庭。二是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完善农村教育支持政策体系，提高自身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自2005年起，我国推行的“两免一补”政策减轻了农村居民的受教育负担，有利于农村居民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为其接受更高程度教育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农村地区免费义务教育政策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正规教育年限，从而增加了其获得正规就业与充分就业保障的机会，并且让更多农村居民有机会胜任技术人员。三是加强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在高校扩招的过程中，人力资本显著提升了城市的劳动者技能水平，带来的人力资本扩张有效推动了出口升级。一部分高素质人才毕业后选择自主创业，祝军等（2019）发现人力资本中的学校类型、学生干部经历以及职业资格证书等因素会显著影响应届毕业生创业。在对各种学历的子女的创业研究中，刘琪（2019）验证了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子女所占比例和流动人口创业的机会成正相关关系。高素质人才中的科技人才能通过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快速学习前沿技术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然而中国目前科技人才在人力资本中的比例较低，并且区域配置不均衡，科技人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偏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能需要继续挖掘。四是通过职业培训教育。是正规学校教育的一种延伸，是人们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可以增加劳动者收入。不过与其他教育相比，职业培训教育和民生问题密切关联，由于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会阻碍其自身发展。在老龄化趋势下，中老龄人口的就业值得关注。人力资本主要通过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使劳动供给发生变化，从而影响中老龄劳动者就业。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年限的提升使得中老龄就业者以替代效应为主，进而延长了劳动供给时间。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那就是人力资本在实际运行中是否会导致效率损失，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匹配失衡会导致人力资本的效率损失，尤济红（2019）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程度随产业结构水平的提高呈先上升后下降的非线性关系，人力资本匹配不足或过度都不利于其效应的实现。在造成人力资本效率损失的众多因素中，就业歧视现象一直存在，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首先，性别差异仍是劳动力市场歧视的基本形式，也得到了部分学者的关注。性别歧视在大部分行业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性别工资差距。在农民工性别收入差异中，杨铭等（2019）发现，即使群体内受教育程度类似，女性就业者工资仍低于男性，不过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收入差异会缩少。事实上，在如今企业运行过程中，女性高管的比例已经增加了，陈梅等（2019）认为提高女性就业份额有助于增加企业盈利，尤其是在职业性别隔离程度低的地区及高技术行业，提高女性就业比例对企业盈利的积极影响更加显著。其次，颜值歧视也是一种隐性就业歧视。谭远发等（2019）调研了西南财经大学两届硕士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发现财经类硕士毕业生的起薪受颜值影响，有“美貌溢价”，却没有“丑陋罚金”。而管永昊等（2019）发现“美貌溢价”和“丑陋罚金”同时存在，颜值对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颜值对男性的影响程度大于女性，高颜值可以提高获取高收入职业或晋升到管理层的几率，从而增加个人收入。最后，户籍歧视同样会造成就业机会不平等和收入差距。章莉等（2019）通过分析农民工面临的户籍歧视，发现农民工受到户籍歧视程度随时间推移越来越严重，扩大了城镇和农村的工资差距。在未来，企业更应该考虑员工的个人能力，给每位员工平等的机会，政府需要尽快完善相关的反就业歧视法律。工资差距体现在多个方面，从所有制来看，公有制单位中城乡工资差距存在“黏性地板效应”，从长期来看有所缩小；非公有制单位中城乡工资差距随收入水平及时间的变化，趋势均较为平缓。公有制单位的工资差距主要源于户籍歧视，且随时间变化有所下降，而非公有制单位的工资差距则主要由于特征差异。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有部门与我国体制高度亲和，其与非国有部门间的工资差异受到广泛关注。陈雪娟等（2019）研究发现，国有部门的平均工资水平经历了由折价至溢价的演变，工资分布经历了从集中到分散的演变，改革早期国有部门工资过分集中的结构问题逐渐消解。从行业来看，城镇单位与城镇私营单位的行业平均工资水平具有一定的结构性差异，且行业工资率差异的变动会波及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的调整与改善。在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垄断行业中的劳动者更容易享受到高工资，主要由于垄断行业存在劳动力进入壁垒，人力资本水平较高。从地区来看，在京津冀地区，省际人口流动在行业优势工资的引导下优化了就业结构，在河北省，省内和省际流动人口的劳动者在第二产业从事工作所获得的报酬要明显高于其他产业；在北京从事第三产业的外来人口具有相对较高的工资优势。在有关农民工问题的讨论上，工资福利、就业能力、就业环境、人际关系等因素对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有着显著正向影响。2007年至2013年间，在外地打工的农民偏好在附近的乡外县内工作，而在较远距离的省外工作的农民工数量显著减少。农民在县域内务工的收入差距明显缩小，而县外务工（包括县外省内和省外）与乡内务工的收入差距明显扩大。由于职业分布固化和户籍歧视，农民工迁移到城市工作，无法达成与城镇职工的工资无差异，迁移时间也无法根除工资差距。教育错配在世界各国劳动力市场中都比较普遍，这会降低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过度教育的劳动者也会遭遇一定的工资损失，在岗位的教育要求相同的情况下，过度教育的劳动者只能从多余的教育投资中得到较低的回报率。从企业自身来说，外部需求冲击对我国企业工资有明显的正向效应，企业外部市场暴露加强了外需冲击对企业工资的作用。提升工资造成实体企业经营压力越来越大，如果影响了企业利润，那么就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而通过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分析，发现工资鼓励劳动者积极性、提升劳动生产率，利润增加能够促进企业吸纳更多劳动力，从而实现工资与利润同向增长。劳动力市场上会出现实际工资低于劳动的边际产出的现象，工资扭曲呈现下滑趋势。劳动力工资扭曲程度和企业创新成负相关关系。因此，需要通过外资进入、市场化程度、要素投入结构等改善中国的工资扭曲。关于劳动者报酬的分配份额问题，一直是劳动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大致如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越来越突出。城镇化水平会影响地区间收入差距，分区域来看，东北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显著缩小了地区间收入差距，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显著扩大了地区间收入差距。其实，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在减弱，城镇化仅能在短期内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基础设施投资对抑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有长期作用。例如，随着城市道路的发展，城市规模呈扩张趋势，正向推动城市收入差距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异是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由于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导致地方财政支出偏向于城市，导致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异，这种差异在不同分配环节影响不同收入来源，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对农村公共品供给可以有效缩小城乡差距，尤其是对缩小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为显著。税收是影响收入差距的另一重要因素，中国个人所得税的相对税率随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下降，因此对于较高收入者而言，收入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收入水平，而对于较低收入者，收入上升较小。税收政策没有有效调整最高收入群体，而阻碍了中间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提升。间接税比重的提升会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而间接税比重不变时，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是在间接税中加大工业品商品税的比重。而政府非税收入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造成较大影响，对企业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所得份额形成某种程度的“挤压”，但提高了政府和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绿色发展已成为全球发展共同的心声，也成为我国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政府实施环境规制也对收入分配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于污染行业产值占比较高的地区，环境规制对工资增长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对于不同地域而言，环境规制对工资增长的作用呈现从中部、东部到西部依次减弱的特征，而且具有空间溢出效应。随着人口世代更替，人口年龄结构改变，老龄化现象越来越严峻，引起了劳动力市场劳动人口数量的不断下降。为了有效应对劳动年龄人口下降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政府正在探索延迟退休制度。这种人口政策调整的效果如何，在学术上引起了学者的讨论。杨华磊（2019）认为短期延迟退休等政策提升经济效果微弱。封进（2019）认为，延迟退休或许会削弱隔代照料供给，阻碍年轻一代的劳动供给。然而，渐进式的逐步延迟退休方案有助于提升总体就业率以及年轻劳动力的就业率。因此，需要把握时机，在经济发展良好的时候改革陈旧的退休年龄政策；此外，制度设计需要存在内在激励，使就业者认为延迟退休更划算，可以得到更丰厚的养老金。劳动者的工资决定机制在劳动力市场中有着重要地位。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决定了劳动者的工资。但在实际生活中，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全竞争市场，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成显著正相关关系。在影响劳动者工资的因素中，更稳定的贸易政策提升了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实际上，劳动保护增强不仅对劳动者自身有影响，对于企业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劳动保护增强通过影响非国有企业劳动经营弹性作用于企业杠杆水平，非国有企业杠杆率降低；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劳动经营弹性的变动和企业杠杆水平没有显著关系，地方政府干预会导致国有企业杠杆率上升。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提升了存活企业自身生产率水平，改进了存活企业间资源再配置效率，提高了低生产率企业淘汰率，并促进较高劳动密集度行业生产率增长。社保是一种常见的社会保障政策，从企业层面来看，社会保险缴费使劳动力相对价格上升，导致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力，降低了就业人数。特别地，在女性、较大年龄、较低教育水平和较差健康状况的劳动者，农村低保存在负向就业效应。从劳动者心理考虑，增加的养老金会打消农民劳动的积极性，假如降低基本养老金的增长率，将会延迟退休。精准扶贫政策也是一种对贫困人民生活的一道有利保障，沈宏亮等（2019）基于2018年入户调查数据，精准扶贫政策促进了建档立卡户各项收入的增加。最低工资标准能够维护劳动者获得合理劳动报酬，中国政府在2003年颁布并实施了《最低工资规定》，2008年又出台了《劳动合同法》，可见国家对保护低端劳动者的权益保护越来越重视，调整幅度也在加大。签订劳动合同可以增加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参保机会，并改善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户籍歧视。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的影响呈现地区差异，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有着明显的负面影响。在最低工资标准的出台对工资的影响方面，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学历最低工资标准的分析发现，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越大，其对学历低、收入低的农民工工资增长的促进效果越明显，且工资增长的持续期越长。最低工资标准会对企业产生直接的影响，负面影响体现在：提升最低工资标准会增加企业成本；其次，最低工资上升增大了生产率低或者低端外资企业退出中国市场的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FDI决策和FDI数量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正面的影响表现在：最低工资标准上升会淘汰行业内低生产率的企业，间接地促进产业升级，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的整体创新水平。此外，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加大了企业的避税行为，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提升了企业价值。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影响，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应用加速，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于新技术是否替代了人们就业机会、影响了就业质量的担忧。以人工智能为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人工智能技术的革命性使得它必将对某些行业的就业产生重大影响。从就业数量来看，麦肯锡的研究报告指出，新技术将会替代六成的工作，到2030年将有三成来自不同行业的工作被自动化技术取代。从就业范围影响来看，对整个制造业而言，工业机器人对就业有明显的破坏效应，尤其是在沿海省份地区。从全行业角度，第一、二产业的生产人员和第三产业中的批发零售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中大量的就业人口及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的会计类型及行政后勤人员将会大部分被人工智能取代。从就业者收入来看，人工智能提升了劳动力生产率，但不同行业及技能水平的差异，造成了各群体间的收入分配差距。除了上述人工智能给就业带来消极的影响，也伴随着积极的影响。一些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被人工智能代替，可以提升个人的劳动生产率，进而逐步缩短劳动者的日劳动时间和周工作时间。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有效促进各产业部门间生产要素的流动。郭凯明（2019）预测人工智能很大概率上将通过促进金融业发展从而提高其他行业比重。上市公司信息技术资本投资能对就业产生明显的积极影响。曹守新等（2020）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有助于女性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并可以有效解决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阻碍，并且比延迟退休政策更加有效。随着互联网和技术创新的发展，促进了大批新的灵活就业岗位的形成。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深化带来就业挤出效应，以及新经济红利带来全行业的增收效应，灵活就业成为人们越来越多的选择。在共享经济的背景下，第三产业吸纳平台型灵活就业的能力不断增强，线上线下劳动形式相结合，以劳动力、知识、资产、空间、技术等内容参与劳动。灵活就业增强了流动性，而流动性增加了不安全感。因此分散的灵活就业者更加需要有组织的渠道和保护，政府和工会系统需要提供切实可行的能力建设途径和社会保障条件，以增强灵活就业者的“灵活安全性”。近期，国外大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加，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新冠疫情爆发等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可避免冲击着劳动力市场。从供给端来看，外部冲击使产业链断裂，原材料成本上升，进出口限制等原因使企业产量有所下降；从需求端来看，生产量的下降使得生产者降低用工需求。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方政府开始寻找各种理由多次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加征关税，对中国的行业造成了一定的市场挤压和潜在威胁。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进出口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导致企业减产并降低劳动力需求。然而，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对华技术封锁，加大了劳动力市场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从而为高级科研人才在“抢人大战”城市集聚提供了战略契机。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并在短时间内向全球蔓延，同样对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供给端来看，农林牧渔业、工业及人员接触密集性行业等供给受疫情冲击的影响增速明显下降；从需求端来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投资完成额、商品净出口总额等需求受疫情冲击的影响增速大幅度回落，这都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虽然中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着外部大环境的重重考验，然而如今，中国正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国内大循环有利于出口企业转型为国内供应企业，并加大国内产品生产的雇佣人员，从而更好保障国内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平衡。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劳动力市场在内部动力不足与外部不确定性的交织影响下运行。虽然中美贸易摩擦、疫情蔓延、经济加速下行的冲击，给劳动力市场平添了许多变数，但总体来看，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矛盾和趋势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劳动经济学科的研究仍主要围绕着人口结构转型与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人力资本与就业质量、人口与社会保障政策、技术进步与新就业形态等几个维度展开，本文得出了如下一些重要结论。1.中国人口结构发生重大转型，人口老龄化给经济增长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数量型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中国实施二孩政策以来，目前生育率还没有得到明显提升，但之后的提升效果会比较明显。同时，通过提高地区集聚人口中的高技能人口比例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可以将数量型人口红利转向质量型人口红利。2.加强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提升就业质量。然而，由于性别、颜值以及户籍等就业歧视现象的存在，导致了一定程度的人力资本效率损失，也造成了收入分配差距。其中，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是关注的重点，城镇化发展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异、税收等因素都会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需要通过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健全政府非税收入的企业收入调节机制、拓宽居民的财富性收入增长渠道等举措，不断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3.劳动保护增强以及相应的社会保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生活质量，但是对于企业具有两面性，因此需要将人口、就业、社会保障政策在一个系统的框架内设计，不能一味地站在某一方的立场去思考问题。4.随着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的发展，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一定的冲击，但也会给劳动者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在共享经济的背景下，大量的灵活就业岗位满足了很多人的选择，劳动力市场如何快速适应这种改变，相关的政策体系如何重新构建，是未来亟须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总体来说，虽然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人口结构转型、劳动力生产率变化等内部因素，也面临着技术进步、贸易摩擦、疫情等外部因素的冲击，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仍有足够的韧性抵御部分冲击带来的消极影响。习总书记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不是不考虑外部贸易，而是以保证国内劳动力市场为主的同时，也要发挥和国外产业链的紧密联系，以国外的生产就业更好地带动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相信在新的发展格局下，我国劳动力市场未来仍将平稳运行，并在供需平衡的关系中进一步提升就业质量。
